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该内容被自由微信恢复。
文章于 2022年5月9日 被检测为删除。
被用户删除
《纽约时间》出品 欢迎转载，请规范署名，添加公众号名片
来源：WIRED 编译：胡安 编辑：江南
方绍宇（Jeffrey Fang）是DoorDash的送餐员，他知道你会对他的育儿技能评头论足，所以他会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会解释说，周六上夜班时带孩子来上班“最初感觉是有道理的，但后来发现，这真的真的不对”。
方绍宇在他的车里。
他看到小偷跳进一辆银色轿车的后座，当汽车加速时，方绍宇继续跟着跑，抓住了副驾驶车门的门把手。你要知道，手机是他的赚钱工具；这是他用来养家糊口的关键。
但每迈出一步，他就离他那辆未上锁的本田奥德赛越来越远。这辆车非法停在车道上，发动机嗡嗡作响，他正在开车送货，后座上放着珍贵的货物——
他的孩子。
方绍宇想出的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两个小孩子（4岁和将近2岁）固定在他们的汽车座椅上，不停地给他们吃冰淇淋，并在车里的电视屏幕上播放《怪物史莱克2》。他在富人区送昂贵的订单，这是他一系列零工中真正能赚钱的活儿。他没想到会用到他藏在手套箱里的泰瑟枪。他以为孩子们会是安全的。
现在一切都偏离了正轨。他的泰瑟枪在车里，现在回头去拿也来不及了。他猛地打开逃离车辆的副驾驶车门，将自己的左腿硬挤了进去，然后他冲了进去，坐上了劫匪的副驾驶座，开始大叫：“把手机还给我！”小偷们显然觉得为了一台华为Mate 20x手机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把他的手机还了回去。他跳下车，气喘吁吁，跑了两个街区回到他的停车位。
他的车子不见了。
在优步（Uber）诞生12年后，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仍在思考按需经济如何颠覆了市场和人们的生活。从事零工工作的公司强调这种工作的好处：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工作时间。他们谈到了零工的灵活性和临时性，在联邦法官面前，在Facebook的广告和《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他们反复提到了这些要点。
方绍宇代表的是另一种东西：优步打造的经济的长尾。
方绍宇已经全职从事零工经济七年了。他先是和Lyft签了约， Lyft调整了车费和激励措施后，他的收入下降，于是他又加入了优步，然后是亚马逊Flex和Kango。然后疫情来了。随着人们锁定目标，他找到了为DoorDash、Instacart和Uber Eats等快递应用开车的工作。他的手机就像21点赌桌一样诱惑着他。屏幕上的每个报价都是一场诱人的赌博；它可能会带来18美元，24美元，或者，如果他玩得非常好，100美元。他不理会朋友和家人催促他放弃的请求，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玩转这一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做到了。他甚至感到骄傲。同行们认为方绍宇简直是民间英雄。他是网约车行业家乡的顶级司机之一。人们要学习模仿的人。
好吧，跳回到方绍宇的奥德赛。他把它拿回来了，上面撒了采集指纹的石墨粉，但还能用。方向盘后面是他可以说话的地方。他不想扮演受害者。他不会假装自己是圣人，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但为了理解一个男人是如何抛弃自己的孩子去追逐手机的，你也许想要跟随他踏上一段旅程。他准备好来解释自己的故事了。
也许是在1994年，当时12岁的他不情愿地走下华盛顿特区外的飞机。他的父亲在跨国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康明斯（Cummins）工作，工作驻点从台湾搬到了马里兰州郊区，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了过来。大儿子为了融入美国的生活，把自己的名字从“绍宇”换成了“杰弗里”。他不会说英文，但他喜欢美国科幻，尤其是《星际迷航：下一代》和让-卢克·皮卡德船长——庄重、冷静、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15岁时，他再次面临人生转折：父亲这次被调到康明斯中国大陆的办公室，全家再次搬迁。杰弗里入读著名的北京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公司支付学费，但在一群企业高管和外交官的后代中，他却无心向学。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可悲的”反叛者。令他父母失望的是，他没有选择上大学，所以他们命令他去旧金山陪伴他的弟弟，他们在那里有亲戚，他的弟弟将完成高中学业。在互联网繁荣的末期，18岁的方绍宇闷闷不乐地开车送弟弟去打篮球，自己在渔人码头卖首饰。在父母的督促下，他上了社区大学，在学习中苦苦挣扎，最后又退学了。一位同学介绍他去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很快，他就在那里推销抵押贷款。
这份工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你被迫把人当作产品来对待，”他说——但这是一份他需要大学文凭就能完成的工作。他的母亲在北京和旧金山两地奔波，她开始买房作为一种投资。她开始通过儿子处理她的贷款来帮助他完成业务量。她还劝他自己也买房。方绍宇当时22岁，一年只赚4万美元，但那是2004年。他获得了一笔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在一个工薪阶层社区买了一栋价值63.8万美元的房子。他的父母帮助付了首付。
四年后，他在员工绩效目标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没等银行动手，他自己先识相走人。26岁的他满怀热情地回到了城市学院（City College）。他投身于哲学，赢得了学生会和学生受托人的选举，希望能顺利地申请转到他梦想的学校斯坦福和伯克利。方绍宇正在往上爬，他滔滔不绝地劝说社区大学董事会加强他们的领导能力，穿着他高中毕业舞会上穿的中山装游说加州立法机构，与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同一个舞台上主持毕业典礼。这是个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2010年，由于只在一家宠物店做兼职，他经常拖欠每月2500美元的房款。他的房子不值他欠下的贷款的钱，2013年，他被推到1000万美国人的行列，这些人的房子在大衰退期间被取消了赎回权。他又一次很幸运：他的父母让他搬进了他们投资的一套房子，而且免租金。尽管如此，钱的问题、大学政治活动和兼职开始拉低他的成绩。一种熟悉的羞愧感出现了：“忘掉你的梦想吧，你不会成功的。”所以，他说，“我离开了。”
在2013年的一次北京之行中，方绍宇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他被父母催婚，毕竟他的弟弟都已经成家了，而方绍宇“有过无数次失败的恋情，却什么都没有”。他们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理疗师来吃晚饭。他被她的温柔和大学学历所打动。他们保持着联系，几个月间，通过短信和电话，他“深陷爱河”。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他告诉她，他身无分文，信用差，没有工作。她说他们会一起解决的。“我告诉自己，她就是我的另一半。”
方绍宇从他的401（k）计划中拿出了一半以上的钱，买了一张2014年4月去中国办婚礼的票。他的计划是让他的妻子最终和他一起来旧金山。但为了确保移民不会成为公共负担，美国公民需要有资产来担保签证申请。方绍宇估计，要筹到足够的钱把他的新娘带回加州，至少需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来攒钱。回到旧金山后不久，已婚但孑然一身的他得知妻子怀孕了。现在，有两个人要担保，他的银行账户也空了，这个过程将会花更长的时间。他需要一份工作，既能存钱，又能每年抽出时间去北京几个月。有什么工作能实现这一点？
有一天，方绍宇在联合广场散步时，一辆贴着荧光胡子的汽车经过。他在谷歌上搜索“粉色胡子”。当方绍宇被城市学院的政治所困扰时，他所选择的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后经济衰退时期的繁荣城市。自2008年优步成立以来，风险资本大量涌入所谓的按需经济。自由职业者能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从送货、组装宜家橱柜到遛狗，不一而足。这些公司对司机的宣传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颠覆的城市，他们也可以成为创业者。
方只是需要钱。他爬进父亲2002年产的讴歌TL，打开粉色的应用程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他挣了71美元。“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方说，“而且真的很快就做得非常出色了。”回想起来，这正是问题所在。
几个月后，方绍宇更有策略了。他在每天的早晚高峰期开车，这段时间会推高车资。周四到周六主做夜间生意，把酒吧里的人送回家，生意能持续到黎明前。他对自己非常抠门，只买3美元的西夫韦（Safeway）卷饼碗或1.5美元的热狗加苏打水。他每周能挣到1200美元——因为他不用交房租，这足够把钱存起来，寄一些到北京，他的妻子已经搬到他父母家了。他通常在年初去看她两个月，秋天再去看她一个月。这款应用、乘客和他严格的节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一款名为Voxer的步话机应用上，一个老司机告诉他，一周你最多能挣1500美元，不能更多。接受挑战。方绍宇加倍下注，每周开60个小时车，到2014年底，他一周的收入达到了2000美元，然后是2500美元。他不再向老司机讨要建议了。
方绍宇找到了自己的小集体——千禧一代的工蜂：何塞·维万科（Jose Vivanco），一个来自秘鲁的爱开玩笑的电影专业学生，他开始全职开车，他的女朋友比安卡·桑托里（Bianca Santori）平常写博客，也开车来贴补家用；法伦·布鲁克斯-马格纳斯（Fallon Brooks-Magnus）6英尺高，有印第安血统，从俄克拉何马州搬到旧金山做绘图师，但发现开车挣的钱跟绘图差不多；克里斯蒂安·佩雷亚（Christian Perea），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曾是一名银行出纳，性格诙谐，开着一辆奔驰。来自棕榈泉的克里斯·罗尔（Kris Rohr）是这个团队中唯一一个收入能超过方的司机。
桑托里和维万科。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司机发展为科技公司全职员工。
这群人在他们自己的频道里交换情报，互相打趣，就像长途卡车司机在民用波段收音机上一样。这群人提示了一段罗尔尖叫的录音，“这是黄金时段！”或者方绍宇会说：“祝你好运。赚钱赚钱赚钱！“当高峰来袭时，每个人都知道要遵循他们制定的剧本：不要一窝蜂聚到最拥挤的地区，去那个刚刚开始拥挤起来的地方。哦，还有“去他妈的优步”。
进入按需经济五年，优步是最初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巨头。到2015年初，全美有20万人为该公司开车。永远处于劣势的Lyft有5.1万名用户。但随着网约车服务的扩大，反弹也在增加。作为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司机没有最低工资、支付费用、病假或健康保险的保障。出租车司机举行了抗议。司机们起诉优步和Lyft，方绍宇和他的一些组员加入了集体诉讼。（数年后，双方达成和解：方绍宇从Lyft得到了7400美元，从优步得到了3800美元，但他仍然是一名承包商。）这些公司反驳说，他们经营的是软件，而不是司机服务，而且劳动法已经过时了。
虽然Voxer里的小集体都知道Lyft正从这种商业模式中受益，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优步。他们不介意Lyft从他们的出行中收取20%的佣金，前提是这能维持他们的业务。即使算上Lyft的佣金，每位司机每周也至少能赚1200美元，相当于每年挣5万至6万美元。他们对快速获得的现金充满了热情。Lyft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友好的地方；优步不允许给小费，给人的印象更加急躁、咄咄逼人。
没有人比方绍宇对Lyft的忠诚更深了，他认为是Lyft让他免于失败。“那是我人生的最低点，”他说。“Lyft是我们东山再起的生命线。”Lyft为接受90%召车的司机提供奖金，而且在他们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你可以使用手机的飞行模式来拒绝不赚钱的召车——欺骗应用程序——但仍然可以获得奖金。方绍宇认为，这一招对Lyft不公平，并拒绝这么做。“杰弗里是你见过的最天真的成年人，”布鲁克斯-马格努斯说。
生意清淡的时候，这群司机约着在24小时餐厅见面，方绍宇会点汤，狼吞虎咽吃所有人吃剩的薯条和汉堡。他和罗尔经常查看自己的手机，准备在高峰袭来时迅速返回。他们是他们组中最痴迷的司机。但每个人在参加这场游戏时，都比他们预期的更投入。尽管时间灵活，桑托里和维万科还是开始错过她的缝纫博客的截止日期。罗尔长了20磅。对佩雷亚来说，开车就像他的烟瘾：当他对钱感到焦虑时，唯一能让他放松的方法就是打开应用工作。“你的大脑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佩雷亚说。“你可以这么想，每次你收到TikTok的通知，它都会给你10或15美元。”
有一次，布鲁克斯-马格努斯、维万科和佩雷亚说服方绍宇教他们The Way，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名字，用来表示他在“干净”驾驶、不欺骗应用的同时每周能赚到2500美元。在发出了警告后，方绍宇开始训练小伙伴们。他凌晨4点给大家伙儿发信息，确保他们已经坐在车上，准备好去机场。“快起来，去赚钱赚钱赚钱！”他会说。“到了第三天，我死了，”维万科报告说。一两个月后，他们的每周收入接近2000美元，但每个人都精疲力竭。
方绍宇没有向伙伴们透露自己为之付出的代价。他一晚上要喝四杯浓缩咖啡。银屑病突然在他的背部和头皮上蔓延；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去了一家免费的城市诊所。一直开车，让他的脚踝像得了关节炎一样僵硬。他开始长啤酒肚。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然后在星巴克打个盹，到了4点，他又开始跑机场长途。他的伙伴们单纯地认为方绍宇只是过于好胜，过于沉迷于利润最大化的挑战。“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过觉，”布鲁克斯-马格努斯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消失在中国长达数周。
2015年，朋友们强迫方绍宇和他们一起在7月份去太浩湖附近的一个小木屋旅行。他拒绝了，他想工作，但他的朋友坚持：来吧，他可以休息一个周末，就一个周末。方终于让步了。旅途中的一天晚上，这群人聚集在小屋的热水浴缸里，玩了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方绍宇选择说出真相，承认他已经结婚了，并且在中国有了一个儿子。他的朋友们先是怀疑，然后爆发出一阵祝贺，还有一些人为他隐瞒了如此重要的事情而感到痛苦的背叛。他们总算明白了方绍宇这么拼命的原因。
这是方绍宇收入最好的一年——10个月的工作赚了约7.1万美元。在新年那天，他在凌晨3点回家的路上接受了最后一次召车，由于疲惫不堪，他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SUV。
这辆讴歌需要的维修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所以方决定是时候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汽车了。它不仅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小费，而且有空间，有一天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去冒险。
啊哈！是这辆：一辆二手本田奥德赛。
罗尔开车把方带到郊区去取车。
2016年1月，当方绍宇开着他的本田奥德赛离开汽车经销店时，优步和Lyft之间的长期不和已经演变成一场全面的价格战。多年来，随着这两家公司变得几乎无法区分，他们通过降低车资来争夺客户，优步将车费削减了10%，Lyft紧随其后。他们还开始从新司机那里收取更多的佣金。这些做法严重打击了司机，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对这两款应用的忠诚度。方绍宇这个小集体的成员开始为他们的宿敌优步开车。就连方绍宇也偷偷地尝试了一些优步服务。
小伙伴们开始穷极思变。
布鲁克斯-马格努斯开始找绘图工作，她喜欢为Lyft开车，车资下调改变了她的想法，有一次她得向方绍宇借房租钱。“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故事分崩离析，你意识到自己只是这场大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她说。“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脸、没有名字的人。就像一台GPS之类的。”2016年春天，她搬回俄克拉荷马州。
桑托里和维万科开始在Lyft的一个非正式呼叫中心做兼职承包商，Lyft每小时支付约20美元，让人们打电话给不活跃的司机和乘客，并敦促他们回到该应用。每周900美元的工资比他们开车挣的少，但这是有保障的，他们认为这可以让他们与Lyft的管理人员建立联系。赌注得到了回报。几个月后，他们被提升到Lyft总部的营销部门担任承包商工作。
2016年夏天，方绍宇从中国长途旅行回来，他开始关注到车费下调如何影响到他的收入潜力。在他看来，这些应用打破了他在道德上辛苦工作多年的互惠协议。他开始梳理出一种新的哲学，这一次是相互利用：“做规规矩矩的唱诗班男孩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在那些日子里，优步的一项应用程序功能让司机们很恼火，该功能会在乘客上车之前，阻止他们看到即将到来的乘客的目的地，这时，要拒绝一项不赚钱的召车服务已经太晚了。所以有一天，在金门公园附近开车时，方绍宇尝试了他的第一个伎俩：他关掉了手机的移动数据，从而切断了他的手机与优步的联系。然后，他脖子上冒着汗珠，开始了下一趟召车。这就揭示了目的地，即使乘客还没上车。从那以后，如果他发现车费不够，他就会强制关闭该应用。乘客会被程序安排另找一个司机。
佩雷亚看到这一切，感到很沮丧。如果方绍宇不能按规则赚钱，那就没人可以了。“这条路，”佩雷亚说，“变成了欺骗之路。”
开车小队伍现在只有方绍宇、佩雷亚和罗尔了。这三人加入了WhatsApp上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司机组成的群组，在这些公司修补漏洞之前，乘风而上，利用漏洞。“一切都是公平的，”方说。“这是探戈：他们前进，你后退，给予和接受。”
当方绍宇带着一种苦乐参半的无奈之情，佩雷亚却陶醉其中。“这感觉就像复仇；感觉太棒了。”JP摩根大通研究所（JP Morgan Chase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17年，拼车司机的收入是2013年的47%；一家智库估计，全国的优步司机扣除所有费用后每小时的收入为9.21美元。
对方绍宇来说，作弊成了一种精神支柱，这样一来，他还能给自己的积蓄再多添一点儿，但他的劲头全用在了开车和绕过系统漏洞上，这让他筋疲力尽，不想再找更好的工作了。“我变得自满、疲惫，而且有点太舒服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像是一种上瘾。”方绍宇的妈妈安妮说，“在亚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硅谷成为医生、律师、注册会计师和工程师。”但这些年来，当她意识到杰弗里并不只是临时开车后，她慢慢接受了这些。方绍宇这年35岁，2017年，他和妻子有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二年，他们得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方绍宇估计，他需要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来担保这么一大家子的移民申请。三年来，他每周开车50到80个小时，外加5美元的午餐预算和免费租金，这让他距离目标还差一半。
方绍宇的父亲越来越不耐烦，要求他尽快把家人带到美国来。他的弟弟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他的母亲提出愿意贴补他一点担保费，但方绍宇拒绝了。他的表弟提出推荐他在他工作的科技公司担任非技术职位，起薪6万美元；方绍宇认为他还是可以开车赚更多的钱。他妻子认为他在钻牛角尖。
一天，方绍宇认出他的乘客是他以前在城市学院认识的一个同学。据方回忆，谈话是这样的：
等等，你是杰夫·方，城市学院的学生受托人吗？
是的，是的。
真的是杰夫·方吗？
是的，是的。
等等——但你现在要开车了？
是的。
哦……这是怎么回事？
方绍宇知道，在中国，当司机会降低他家人在社交圈中的地位。他的妻子告诉他儿子幼儿园同学的父母，方绍宇是做法律工作的。在一次北京之行中，方绍宇与其中一些家长共进午餐，他勇敢地延续了这个谎言。当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时，他努力回答一位真正的律师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大学里学到的一些法律知识。
2018年的一天，方和维万科一起吃午饭。退出驾驶生涯后，维万科学习了基本的编程，离开Lyft，到被通用汽车收购的初创公司Cruise担任自动驾驶测试工作，后来升到协调道路测试项目的位置，他还邀请方绍宇去看Cruise的总部。当维万科带着方绍宇参观汽车车库时。方绍宇想，哇，一个成熟的技术人员。“我看到了你的成长，”方绍宇对他说，“我在想，我是不是错过了机会。”
几个月后，2019年春天，Lyft上市了。为了表示感谢，该公司给司机发放奖金，他们可以接受现金或Lyft的股票。方得到了1000美元。“我觉得这太少了，”他抱怨道。在此时，桑托里也获得了一份四位数的股票期权——作为Lyft的正式员工，此时她已经从电话营销一路晋升为Lyft自动驾驶汽车部门一个团队的项目经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司机们用来提高收入的漏洞都被堵上了。方绍宇眼看着自己的工资猛跌。如果他一直做全职工作，他现在每年大约能挣5.2万美元；随着他的中国之行，他的收入下降到了3.2万美元。罗尔已经开始尝试为亚马逊Flex送包裹，他们都用新邮件注册了Uber Eats，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注册奖金。方绍宇开始谋划进入共享经济的另一个领域：他将改造母亲的一处投资住宅，在Airbnb上出租。
2019年秋天，维万科和桑托里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场优雅的婚礼，婚礼是用他们各自六位数的薪水支付的。他们在硅谷取得了成功。方绍宇穿着高中毕业舞会上穿的中山装，和司机朋友坐在一张桌子旁。在跟参加婚礼的科技业员工交谈时，他避开了有关工作的话题。
2019年春天，方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在意识到担保全家来美国的费用增加到15万美元后，方绍宇最终接受了父母的资助。经过六年的努力，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分别为5岁、3岁和9个月）于2020年2月底抵达旧金山。方把10个装着衣服和玩具的大箱子从行李传送带上拽下来。两周后，旧金山湾区发布了全国首个居家令。上班族们躲在家里。
佩雷亚决定到此为止。他离开城市到山里去了。再一次，方绍宇适应了新的应用。人们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得吃饭。他先是注册了Amazon Flex和Instacart，然后是Uber Eats、Caviar和DoorDash。他和罗尔是原班人马中最后两个人。
“希望疫情不会很快好转，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一个坏人？”方绍宇问罗尔。
“这只会让我们变得贪婪，”罗尔回答。“但这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他们各自在两部手机上装了三个应用程序，两人很快学会了“堆叠”——同时交付各种应用程序，把利润较低的程序放在最后。非接触式递送意味着在门廊上按下门铃、抛下袋子，然后跑回车里等待订单。全食超市的顾客囤积水、牛奶和卫生纸，并通过亚马逊Flex支付80美元的小费。罗尔和一个程序员朋友凑在一起，弄清楚如何在全食超市的所有可能的轮班发布后立即自动抓取，然后把它分享给了方绍宇。他们力争每周挣3000美元。到了一个周日的深夜，方收获了2900美元，他认为自己马上就能实现目标。然后他的电话响了：孩子们把房子弄得一团糟。回家。
新爸爸的生活让他不知所措。方的妻子没有驾照，也不会说英语。他们的大儿子上了一所公立幼儿园，幼儿园有双语普通话课程，方绍宇负责辅导孩子做英语作业。他从Costco买菜，开车带家人去公园，哄孩子们上床睡觉。他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分担这一重担，尽管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没有一份高薪的工作。”随着疫情肆虐，方绍宇在2020年5月净赚了1.2万美元。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加入了快递队伍，加剧了竞争。Uber Eats降低了基本酬劳，转变为更复杂的结构；方绍宇眼看着自己的收入暴跌。他们再次适应，转向了DoorDash，像钻石评估师一样仔细审查新订单以获取盈利。
整个秋天，为了弥补他们急剧下降的收入，方和罗尔担任人口普查员。罗尔开始申领失业金，最终进入了编程训练营学习。走出了这一步，他很感激。
方绍宇继续开车。每天早上他为一款面向儿童的叫车应用Kango服务，送戴着口罩的学生去他们的私立小学。到了傍晚，他给DoorDash送外卖。他每周仅能勉强赚800多美元，比联邦五口之家的贫困线高些，但远远低于旧金山的水平。年近四十，方绍宇的头发已经斑白了。他开始动用积蓄来支付生活费用。
在送披萨的时候，方绍宇把他的奥德赛车停在了亿万富翁街附近一栋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公寓楼前。21个月大的小儿子很安静，可能在睡觉。他没有锁好小货车，也没有关掉引擎，因为这样会切断后座上4岁女儿正在看的《怪物史莱克2》。反正他不用一分钟就能回来。方冲了进去，把披萨丢在一楼的一扇门前。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留着长卷发的男人坐在奥德赛的驾驶座上。
他猛地打开车门，喊道：“从我的车里滚出去！”经过一番扭打，这名男子从他身边挤了过去，从他手里抢过手机，跑了起来。在过去的7年里，方绍宇的手机一直是他的摇钱树、经纪人、中间人和独裁者。他以为他有机会把它拿回来。
追逐结束后，方绍宇拿着手机冲了回来。但是车子不见了，他的孩子也不见了。他大声地尖叫求救。其中一个闻讯后来帮忙的人说，他知道——确切地说，他认识——DoorDash的首席执行官徐迅（Tony Xu）。他给徐迅打了通电话。没过一会儿，DoorDash给其他司机发短信，请他们留意一辆被抢的奥德赛。方绍宇的一位来自城市学院的老朋友、旧金山记者在推特上发出求救信号，并联系了其他当地记者。警方来了现场，封锁了街道，随后发布了安珀警报。
他妻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警察让方绍宇在巡逻车里坐一会儿，但他拒绝了：我现在怎么可能舒舒服服地坐着。他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带来了一份麦当劳，他吃不下去。记者们聚集在一起，在ABC7新闻频道眩目的灯光下，方绍宇向绑匪求情。“我只想要回我的孩子。现在的日子真的很艰难。如果你要去偷东西，那是另一回事，但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帮助他们安全地回到我和我妻子身边。求你了。”这么多年来，他视野狭隘、追逐金钱、精打细算，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让一家人团圆。他做过许多糟糕的决定——高中时游手好闲，从城市大学辍学——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次的糟糕。
当方绍宇留在犯罪现场时，亲戚们来到他的家中，和他的妻子一起祈祷。4个小时后，凌晨1点左右，巡逻的警察发现一辆本田奥德赛被遗弃在一条车道上，距离方绍宇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两个孩子都平安。警察迅速把他的妻子带到现场。她冲到车上，大一点的孩子倒在母亲的怀里，呜咽着。警察把这家人带到医院，在那里医生检查了孩子们；他们安然无恙。
与此同时，方绍宇继续协助警方进行调查。他们把他送到另一个城市的警察局，方在那里做了陈述。警方在黎明时开车送方绍宇回家。他拖着脚走进卧室，看着搂在一起安睡的妻子和孩子，感到一阵内疚。
接下来的周一，一笔1万美元的付款进入了方的DoorDash账户。他还错过了一个硅谷区号打来的电话，于是又打了回去。
“嗨，你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请问你是？"
是DoorDash的创始人徐迅。
徐迅告诉方绍宇，作为一名父亲，他很高兴孩子们被找到了，他想确认方收到了这笔款项。方听着，对徐迅年轻的嗓音感到惊讶。他感谢徐给他钱，但更重要的是，感谢他及时给所有司机们发了警讯。徐告诉他，如果有任何需要，请随时给他回电话。通话结束后，方绍宇将这位CEO的电话号码添加到了自己的联系人中。当方的弟弟听说这个电话后，他想知道他是否向徐要了一份正式工作。他没有。
DoorDash绑架案成了全国新闻。许多人抨击方绍宇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但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些人把这桩新闻作为工人在自由职业经济中溺水的典型例子。这种关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暴露了方绍宇多年来小心保守的秘密。他家的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方绍宇的妻子：“你之前知道他是司机吗？”
由他的记者朋友建立的GoFundMe为方绍宇筹集了超过15.5万美元的善款，方绍宇很清楚，这一慈善行为并不能解决其他零工工人的绝望。今年春天，一系列暴力冲突导致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DoorDash和Uber Eats的员工被杀。方绍宇决定把钱留起来供他的孩子上大学。
罗尔正在编程学校学习。布鲁克斯-马格努斯在俄克拉荷马市经营着自己的家居设计公司。桑托里在电子书订阅服务Scribd任技术项目经理。她和维万科表示，仍然愿意帮助方绍宇转换职业轨道。佩雷亚偶尔会在自己的零工经济博客上发表一篇辛辣的文章，他也在试图弄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就是工作的未来，”他说，“我们真的完蛋了。”
那么，一个39岁的父亲会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呢？方绍宇仍然想做自己的老板。他在今年春天完成了他母亲投资的房子的装修，他希望很快就能把它放到Airbnb上。他开始学习公证员和房地产执照。
但他也需要一些额外的现金。今年春天，乘客们又开始叫车，Lyft和优步也推出了临时激励措施，以吸引不情愿的司机回来。方决定接受优步的推广，以100美元的价格提供三次服务。他只做了三次，就开车回家了。他早上为Kango工作——“给孩子开车没问题”——偶尔晚上在DoorDash上工作。“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牵引力。比以前少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觉得他能控制住自己。“如果你对优步让你重回公司的猫鼠游戏有所了解，你会吃猫薄荷，但不会上瘾。”
今年春天，佩雷亚给他打了电话。佩雷亚说过，身体上的离开是很容易的。但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成功戒掉了心瘾，重新集中注意力，不再查看手机。
方绍宇明白他的意思。绑架案过后的那个下午，在与警察和记者交谈后，方绍宇躲到车库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那是下午3点多一点，通常是他开始准备送货的时间。周日晚上是外卖的高峰期。方绍宇瞥了一眼DoorDash应用。一朵标有“繁忙”的红色云彩在城市的网格上盘旋，Dash Now的红色按钮在招手。奖励是很高的——每次送货额外支付4美元奖金。这是熟悉的吸引力：马上就能到手的钱，你真的会拒绝？
此时他的奥德赛仍然被扣押作为证据，想要开车他必须借父母的车，这得先征得他母亲的同意。他想象着她沉默的反对。
方绍宇关闭了应用程序。熟悉的地图消失了。他上楼去与一家人聊天玩耍，假装一切都好，假装他不想再工作了。
一位纽约专家的忠告：打了疫苗，你还是应该做好感染新冠的准备
一位资深医生的忠告：Omicron席卷全美，你需要“暂时避难”
24岁的她正在研究如何治疗自己的疾病：“我在和时间赛跑” 枪击，暴力，疫情，美国老师“快要撑不住了”
TikTok疯传枪击威胁 全美学校恐慌应对
美联储会出重拳吗？
纽约客最应该关注的两个公众号
纽约客最应该关注的油管频道
其他
故事 | 打零工的华人送餐员，为了追被偷的手机，丢了孩子
但现在，在2月6日的晚上，他脑子不太清楚，你得原谅他，因为他刚刚在旧金山的街头，一路狂追偷了他手机的小偷。
他的孩子。
现在一切都偏离了正轨。他的泰瑟枪在车里，现在回头去拿也来不及了。他猛地打开逃离车辆的副驾驶车门，将自己的左腿硬挤了进去，然后他冲了进去，坐上了劫匪的副驾驶座，开始大叫：“把手机还给我！”小偷们显然觉得为了一台华为Mate 20x手机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把他的手机还了回去。他跳下车，气喘吁吁，跑了两个街区回到他的停车位。
他的车子不见了。
在优步（Uber）诞生12年后，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仍在思考按需经济如何颠覆了市场和人们的生活。从事零工工作的公司强调这种工作的好处：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工作时间。他们谈到了零工的灵活性和临时性，在联邦法官面前，在Facebook的广告和《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他们反复提到了这些要点。
方绍宇代表的是另一种东西：优步打造的经济的长尾。
方绍宇已经全职从事零工经济七年了。他先是和Lyft签了约， Lyft调整了车费和激励措施后，他的收入下降，于是他又加入了优步，然后是亚马逊Flex和Kango。然后疫情来了。随着人们锁定目标，他找到了为DoorDash、Instacart和Uber Eats等快递应用开车的工作。他的手机就像21点赌桌一样诱惑着他。屏幕上的每个报价都是一场诱人的赌博；它可能会带来18美元，24美元，或者，如果他玩得非常好，100美元。他不理会朋友和家人催促他放弃的请求，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玩转这一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做到了。他甚至感到骄傲。同行们认为方绍宇简直是民间英雄。他是网约车行业家乡的顶级司机之一。人们要学习模仿的人。
好吧，跳回到方绍宇的奥德赛。他把它拿回来了，上面撒了采集指纹的石墨粉，但还能用。方向盘后面是他可以说话的地方。他不想扮演受害者。他不会假装自己是圣人，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但为了理解一个男人是如何抛弃自己的孩子去追逐手机的，你也许想要跟随他踏上一段旅程。他准备好来解释自己的故事了。
也许是在1994年，当时12岁的他不情愿地走下华盛顿特区外的飞机。他的父亲在跨国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康明斯（Cummins）工作，工作驻点从台湾搬到了马里兰州郊区，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了过来。大儿子为了融入美国的生活，把自己的名字从“绍宇”换成了“杰弗里”。他不会说英文，但他喜欢美国科幻，尤其是《星际迷航：下一代》和让-卢克·皮卡德船长——庄重、冷静、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15岁时，他再次面临人生转折：父亲这次被调到康明斯中国大陆的办公室，全家再次搬迁。杰弗里入读著名的北京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公司支付学费，但在一群企业高管和外交官的后代中，他却无心向学。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可悲的”反叛者。令他父母失望的是，他没有选择上大学，所以他们命令他去旧金山陪伴他的弟弟，他们在那里有亲戚，他的弟弟将完成高中学业。在互联网繁荣的末期，18岁的方绍宇闷闷不乐地开车送弟弟去打篮球，自己在渔人码头卖首饰。在父母的督促下，他上了社区大学，在学习中苦苦挣扎，最后又退学了。一位同学介绍他去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很快，他就在那里推销抵押贷款。
这份工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你被迫把人当作产品来对待，”他说——但这是一份他需要大学文凭就能完成的工作。他的母亲在北京和旧金山两地奔波，她开始买房作为一种投资。她开始通过儿子处理她的贷款来帮助他完成业务量。她还劝他自己也买房。方绍宇当时22岁，一年只赚4万美元，但那是2004年。他获得了一笔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在一个工薪阶层社区买了一栋价值63.8万美元的房子。他的父母帮助付了首付。
四年后，他在员工绩效目标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没等银行动手，他自己先识相走人。26岁的他满怀热情地回到了城市学院（City College）。他投身于哲学，赢得了学生会和学生受托人的选举，希望能顺利地申请转到他梦想的学校斯坦福和伯克利。方绍宇正在往上爬，他滔滔不绝地劝说社区大学董事会加强他们的领导能力，穿着他高中毕业舞会上穿的中山装游说加州立法机构，与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同一个舞台上主持毕业典礼。这是个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2010年，由于只在一家宠物店做兼职，他经常拖欠每月2500美元的房款。他的房子不值他欠下的贷款的钱，2013年，他被推到1000万美国人的行列，这些人的房子在大衰退期间被取消了赎回权。他又一次很幸运：他的父母让他搬进了他们投资的一套房子，而且免租金。尽管如此，钱的问题、大学政治活动和兼职开始拉低他的成绩。一种熟悉的羞愧感出现了：“忘掉你的梦想吧，你不会成功的。”所以，他说，“我离开了。”
在2013年的一次北京之行中，方绍宇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他被父母催婚，毕竟他的弟弟都已经成家了，而方绍宇“有过无数次失败的恋情，却什么都没有”。他们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理疗师来吃晚饭。他被她的温柔和大学学历所打动。他们保持着联系，几个月间，通过短信和电话，他“深陷爱河”。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他告诉她，他身无分文，信用差，没有工作。她说他们会一起解决的。“我告诉自己，她就是我的另一半。”
方绍宇从他的401（k）计划中拿出了一半以上的钱，买了一张2014年4月去中国办婚礼的票。他的计划是让他的妻子最终和他一起来旧金山。但为了确保移民不会成为公共负担，美国公民需要有资产来担保签证申请。方绍宇估计，要筹到足够的钱把他的新娘带回加州，至少需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来攒钱。回到旧金山后不久，已婚但孑然一身的他得知妻子怀孕了。现在，有两个人要担保，他的银行账户也空了，这个过程将会花更长的时间。他需要一份工作，既能存钱，又能每年抽出时间去北京几个月。有什么工作能实现这一点？
有一天，方绍宇在联合广场散步时，一辆贴着荧光胡子的汽车经过。他在谷歌上搜索“粉色胡子”。当方绍宇被城市学院的政治所困扰时，他所选择的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后经济衰退时期的繁荣城市。自2008年优步成立以来，风险资本大量涌入所谓的按需经济。自由职业者能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从送货、组装宜家橱柜到遛狗，不一而足。这些公司对司机的宣传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颠覆的城市，他们也可以成为创业者。
方只是需要钱。他爬进父亲2002年产的讴歌TL，打开粉色的应用程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他挣了71美元。“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方说，“而且真的很快就做得非常出色了。”回想起来，这正是问题所在。
几个月后，方绍宇更有策略了。他在每天的早晚高峰期开车，这段时间会推高车资。周四到周六主做夜间生意，把酒吧里的人送回家，生意能持续到黎明前。他对自己非常抠门，只买3美元的西夫韦（Safeway）卷饼碗或1.5美元的热狗加苏打水。他每周能挣到1200美元——因为他不用交房租，这足够把钱存起来，寄一些到北京，他的妻子已经搬到他父母家了。他通常在年初去看她两个月，秋天再去看她一个月。这款应用、乘客和他严格的节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一款名为Voxer的步话机应用上，一个老司机告诉他，一周你最多能挣1500美元，不能更多。接受挑战。方绍宇加倍下注，每周开60个小时车，到2014年底，他一周的收入达到了2000美元，然后是2500美元。他不再向老司机讨要建议了。
方绍宇找到了自己的小集体——千禧一代的工蜂：何塞·维万科（Jose Vivanco），一个来自秘鲁的爱开玩笑的电影专业学生，他开始全职开车，他的女朋友比安卡·桑托里（Bianca Santori）平常写博客，也开车来贴补家用；法伦·布鲁克斯-马格纳斯（Fallon Brooks-Magnus）6英尺高，有印第安血统，从俄克拉何马州搬到旧金山做绘图师，但发现开车挣的钱跟绘图差不多；克里斯蒂安·佩雷亚（Christian Perea），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曾是一名银行出纳，性格诙谐，开着一辆奔驰。来自棕榈泉的克里斯·罗尔（Kris Rohr）是这个团队中唯一一个收入能超过方的司机。
这群人在他们自己的频道里交换情报，互相打趣，就像长途卡车司机在民用波段收音机上一样。这群人提示了一段罗尔尖叫的录音，“这是黄金时段！”或者方绍宇会说：“祝你好运。赚钱赚钱赚钱！“当高峰来袭时，每个人都知道要遵循他们制定的剧本：不要一窝蜂聚到最拥挤的地区，去那个刚刚开始拥挤起来的地方。哦，还有“去他妈的优步”。
进入按需经济五年，优步是最初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巨头。到2015年初，全美有20万人为该公司开车。永远处于劣势的Lyft有5.1万名用户。但随着网约车服务的扩大，反弹也在增加。作为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司机没有最低工资、支付费用、病假或健康保险的保障。出租车司机举行了抗议。司机们起诉优步和Lyft，方绍宇和他的一些组员加入了集体诉讼。（数年后，双方达成和解：方绍宇从Lyft得到了7400美元，从优步得到了3800美元，但他仍然是一名承包商。）这些公司反驳说，他们经营的是软件，而不是司机服务，而且劳动法已经过时了。
虽然Voxer里的小集体都知道Lyft正从这种商业模式中受益，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优步。他们不介意Lyft从他们的出行中收取20%的佣金，前提是这能维持他们的业务。即使算上Lyft的佣金，每位司机每周也至少能赚1200美元，相当于每年挣5万至6万美元。他们对快速获得的现金充满了热情。Lyft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友好的地方；优步不允许给小费，给人的印象更加急躁、咄咄逼人。
没有人比方绍宇对Lyft的忠诚更深了，他认为是Lyft让他免于失败。“那是我人生的最低点，”他说。“Lyft是我们东山再起的生命线。”Lyft为接受90%召车的司机提供奖金，而且在他们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你可以使用手机的飞行模式来拒绝不赚钱的召车——欺骗应用程序——但仍然可以获得奖金。方绍宇认为，这一招对Lyft不公平，并拒绝这么做。“杰弗里是你见过的最天真的成年人，”布鲁克斯-马格努斯说。
生意清淡的时候，这群司机约着在24小时餐厅见面，方绍宇会点汤，狼吞虎咽吃所有人吃剩的薯条和汉堡。他和罗尔经常查看自己的手机，准备在高峰袭来时迅速返回。他们是他们组中最痴迷的司机。但每个人在参加这场游戏时，都比他们预期的更投入。尽管时间灵活，桑托里和维万科还是开始错过她的缝纫博客的截止日期。罗尔长了20磅。对佩雷亚来说，开车就像他的烟瘾：当他对钱感到焦虑时，唯一能让他放松的方法就是打开应用工作。“你的大脑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佩雷亚说。“你可以这么想，每次你收到TikTok的通知，它都会给你10或15美元。”
有一次，布鲁克斯-马格努斯、维万科和佩雷亚说服方绍宇教他们The Way，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名字，用来表示他在“干净”驾驶、不欺骗应用的同时每周能赚到2500美元。在发出了警告后，方绍宇开始训练小伙伴们。他凌晨4点给大家伙儿发信息，确保他们已经坐在车上，准备好去机场。“快起来，去赚钱赚钱赚钱！”他会说。“到了第三天，我死了，”维万科报告说。一两个月后，他们的每周收入接近2000美元，但每个人都精疲力竭。
方绍宇没有向伙伴们透露自己为之付出的代价。他一晚上要喝四杯浓缩咖啡。银屑病突然在他的背部和头皮上蔓延；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去了一家免费的城市诊所。一直开车，让他的脚踝像得了关节炎一样僵硬。他开始长啤酒肚。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然后在星巴克打个盹，到了4点，他又开始跑机场长途。他的伙伴们单纯地认为方绍宇只是过于好胜，过于沉迷于利润最大化的挑战。“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过觉，”布鲁克斯-马格努斯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消失在中国长达数周。
2015年，朋友们强迫方绍宇和他们一起在7月份去太浩湖附近的一个小木屋旅行。他拒绝了，他想工作，但他的朋友坚持：来吧，他可以休息一个周末，就一个周末。方终于让步了。旅途中的一天晚上，这群人聚集在小屋的热水浴缸里，玩了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方绍宇选择说出真相，承认他已经结婚了，并且在中国有了一个儿子。他的朋友们先是怀疑，然后爆发出一阵祝贺，还有一些人为他隐瞒了如此重要的事情而感到痛苦的背叛。他们总算明白了方绍宇这么拼命的原因。
这是方绍宇收入最好的一年——10个月的工作赚了约7.1万美元。在新年那天，他在凌晨3点回家的路上接受了最后一次召车，由于疲惫不堪，他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SUV。
这辆讴歌需要的维修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所以方决定是时候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汽车了。它不仅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小费，而且有空间，有一天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去冒险。
啊哈！是这辆：一辆二手本田奥德赛。
罗尔开车把方带到郊区去取车。
2016年1月，当方绍宇开着他的本田奥德赛离开汽车经销店时，优步和Lyft之间的长期不和已经演变成一场全面的价格战。多年来，随着这两家公司变得几乎无法区分，他们通过降低车资来争夺客户，优步将车费削减了10%，Lyft紧随其后。他们还开始从新司机那里收取更多的佣金。这些做法严重打击了司机，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对这两款应用的忠诚度。方绍宇这个小集体的成员开始为他们的宿敌优步开车。就连方绍宇也偷偷地尝试了一些优步服务。
小伙伴们开始穷极思变。
布鲁克斯-马格努斯开始找绘图工作，她喜欢为Lyft开车，车资下调改变了她的想法，有一次她得向方绍宇借房租钱。“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故事分崩离析，你意识到自己只是这场大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她说。“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脸、没有名字的人。就像一台GPS之类的。”2016年春天，她搬回俄克拉荷马州。
桑托里和维万科开始在Lyft的一个非正式呼叫中心做兼职承包商，Lyft每小时支付约20美元，让人们打电话给不活跃的司机和乘客，并敦促他们回到该应用。每周900美元的工资比他们开车挣的少，但这是有保障的，他们认为这可以让他们与Lyft的管理人员建立联系。赌注得到了回报。几个月后，他们被提升到Lyft总部的营销部门担任承包商工作。
2016年夏天，方绍宇从中国长途旅行回来，他开始关注到车费下调如何影响到他的收入潜力。在他看来，这些应用打破了他在道德上辛苦工作多年的互惠协议。他开始梳理出一种新的哲学，这一次是相互利用：“做规规矩矩的唱诗班男孩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在那些日子里，优步的一项应用程序功能让司机们很恼火，该功能会在乘客上车之前，阻止他们看到即将到来的乘客的目的地，这时，要拒绝一项不赚钱的召车服务已经太晚了。所以有一天，在金门公园附近开车时，方绍宇尝试了他的第一个伎俩：他关掉了手机的移动数据，从而切断了他的手机与优步的联系。然后，他脖子上冒着汗珠，开始了下一趟召车。这就揭示了目的地，即使乘客还没上车。从那以后，如果他发现车费不够，他就会强制关闭该应用。乘客会被程序安排另找一个司机。
佩雷亚看到这一切，感到很沮丧。如果方绍宇不能按规则赚钱，那就没人可以了。“这条路，”佩雷亚说，“变成了欺骗之路。”
开车小队伍现在只有方绍宇、佩雷亚和罗尔了。这三人加入了WhatsApp上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司机组成的群组，在这些公司修补漏洞之前，乘风而上，利用漏洞。“一切都是公平的，”方说。“这是探戈：他们前进，你后退，给予和接受。”
当方绍宇带着一种苦乐参半的无奈之情，佩雷亚却陶醉其中。“这感觉就像复仇；感觉太棒了。”JP摩根大通研究所（JP Morgan Chase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17年，拼车司机的收入是2013年的47%；一家智库估计，全国的优步司机扣除所有费用后每小时的收入为9.21美元。
对方绍宇来说，作弊成了一种精神支柱，这样一来，他还能给自己的积蓄再多添一点儿，但他的劲头全用在了开车和绕过系统漏洞上，这让他筋疲力尽，不想再找更好的工作了。“我变得自满、疲惫，而且有点太舒服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像是一种上瘾。”方绍宇的妈妈安妮说，“在亚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硅谷成为医生、律师、注册会计师和工程师。”但这些年来，当她意识到杰弗里并不只是临时开车后，她慢慢接受了这些。方绍宇这年35岁，2017年，他和妻子有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二年，他们得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方绍宇估计，他需要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来担保这么一大家子的移民申请。三年来，他每周开车50到80个小时，外加5美元的午餐预算和免费租金，这让他距离目标还差一半。
方绍宇的父亲越来越不耐烦，要求他尽快把家人带到美国来。他的弟弟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他的母亲提出愿意贴补他一点担保费，但方绍宇拒绝了。他的表弟提出推荐他在他工作的科技公司担任非技术职位，起薪6万美元；方绍宇认为他还是可以开车赚更多的钱。他妻子认为他在钻牛角尖。
一天，方绍宇认出他的乘客是他以前在城市学院认识的一个同学。据方回忆，谈话是这样的：
等等，你是杰夫·方，城市学院的学生受托人吗？
是的，是的。
真的是杰夫·方吗？
是的，是的。
等等——但你现在要开车了？
是的。
哦……这是怎么回事？
方绍宇知道，在中国，当司机会降低他家人在社交圈中的地位。他的妻子告诉他儿子幼儿园同学的父母，方绍宇是做法律工作的。在一次北京之行中，方绍宇与其中一些家长共进午餐，他勇敢地延续了这个谎言。当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时，他努力回答一位真正的律师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大学里学到的一些法律知识。
2018年的一天，方和维万科一起吃午饭。退出驾驶生涯后，维万科学习了基本的编程，离开Lyft，到被通用汽车收购的初创公司Cruise担任自动驾驶测试工作，后来升到协调道路测试项目的位置，他还邀请方绍宇去看Cruise的总部。当维万科带着方绍宇参观汽车车库时。方绍宇想，哇，一个成熟的技术人员。“我看到了你的成长，”方绍宇对他说，“我在想，我是不是错过了机会。”
几个月后，2019年春天，Lyft上市了。为了表示感谢，该公司给司机发放奖金，他们可以接受现金或Lyft的股票。方得到了1000美元。“我觉得这太少了，”他抱怨道。在此时，桑托里也获得了一份四位数的股票期权——作为Lyft的正式员工，此时她已经从电话营销一路晋升为Lyft自动驾驶汽车部门一个团队的项目经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司机们用来提高收入的漏洞都被堵上了。方绍宇眼看着自己的工资猛跌。如果他一直做全职工作，他现在每年大约能挣5.2万美元；随着他的中国之行，他的收入下降到了3.2万美元。罗尔已经开始尝试为亚马逊Flex送包裹，他们都用新邮件注册了Uber Eats，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注册奖金。方绍宇开始谋划进入共享经济的另一个领域：他将改造母亲的一处投资住宅，在Airbnb上出租。
2019年秋天，维万科和桑托里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场优雅的婚礼，婚礼是用他们各自六位数的薪水支付的。他们在硅谷取得了成功。方绍宇穿着高中毕业舞会上穿的中山装，和司机朋友坐在一张桌子旁。在跟参加婚礼的科技业员工交谈时，他避开了有关工作的话题。
2019年春天，方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在意识到担保全家来美国的费用增加到15万美元后，方绍宇最终接受了父母的资助。经过六年的努力，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分别为5岁、3岁和9个月）于2020年2月底抵达旧金山。方把10个装着衣服和玩具的大箱子从行李传送带上拽下来。两周后，旧金山湾区发布了全国首个居家令。上班族们躲在家里。
佩雷亚决定到此为止。他离开城市到山里去了。再一次，方绍宇适应了新的应用。人们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得吃饭。他先是注册了Amazon Flex和Instacart，然后是Uber Eats、Caviar和DoorDash。他和罗尔是原班人马中最后两个人。
“希望疫情不会很快好转，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一个坏人？”方绍宇问罗尔。
“这只会让我们变得贪婪，”罗尔回答。“但这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他们各自在两部手机上装了三个应用程序，两人很快学会了“堆叠”——同时交付各种应用程序，把利润较低的程序放在最后。非接触式递送意味着在门廊上按下门铃、抛下袋子，然后跑回车里等待订单。全食超市的顾客囤积水、牛奶和卫生纸，并通过亚马逊Flex支付80美元的小费。罗尔和一个程序员朋友凑在一起，弄清楚如何在全食超市的所有可能的轮班发布后立即自动抓取，然后把它分享给了方绍宇。他们力争每周挣3000美元。到了一个周日的深夜，方收获了2900美元，他认为自己马上就能实现目标。然后他的电话响了：孩子们把房子弄得一团糟。回家。
新爸爸的生活让他不知所措。方的妻子没有驾照，也不会说英语。他们的大儿子上了一所公立幼儿园，幼儿园有双语普通话课程，方绍宇负责辅导孩子做英语作业。他从Costco买菜，开车带家人去公园，哄孩子们上床睡觉。他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分担这一重担，尽管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没有一份高薪的工作。”随着疫情肆虐，方绍宇在2020年5月净赚了1.2万美元。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加入了快递队伍，加剧了竞争。Uber Eats降低了基本酬劳，转变为更复杂的结构；方绍宇眼看着自己的收入暴跌。他们再次适应，转向了DoorDash，像钻石评估师一样仔细审查新订单以获取盈利。
整个秋天，为了弥补他们急剧下降的收入，方和罗尔担任人口普查员。罗尔开始申领失业金，最终进入了编程训练营学习。走出了这一步，他很感激。
方绍宇继续开车。每天早上他为一款面向儿童的叫车应用Kango服务，送戴着口罩的学生去他们的私立小学。到了傍晚，他给DoorDash送外卖。他每周仅能勉强赚800多美元，比联邦五口之家的贫困线高些，但远远低于旧金山的水平。年近四十，方绍宇的头发已经斑白了。他开始动用积蓄来支付生活费用。
在送披萨的时候，方绍宇把他的奥德赛车停在了亿万富翁街附近一栋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公寓楼前。21个月大的小儿子很安静，可能在睡觉。他没有锁好小货车，也没有关掉引擎，因为这样会切断后座上4岁女儿正在看的《怪物史莱克2》。反正他不用一分钟就能回来。方冲了进去，把披萨丢在一楼的一扇门前。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留着长卷发的男人坐在奥德赛的驾驶座上。
他猛地打开车门，喊道：“从我的车里滚出去！”经过一番扭打，这名男子从他身边挤了过去，从他手里抢过手机，跑了起来。在过去的7年里，方绍宇的手机一直是他的摇钱树、经纪人、中间人和独裁者。他以为他有机会把它拿回来。
追逐结束后，方绍宇拿着手机冲了回来。但是车子不见了，他的孩子也不见了。他大声地尖叫求救。其中一个闻讯后来帮忙的人说，他知道——确切地说，他认识——DoorDash的首席执行官徐迅（Tony Xu）。他给徐迅打了通电话。没过一会儿，DoorDash给其他司机发短信，请他们留意一辆被抢的奥德赛。方绍宇的一位来自城市学院的老朋友、旧金山记者在推特上发出求救信号，并联系了其他当地记者。警方来了现场，封锁了街道，随后发布了安珀警报。
他妻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警察让方绍宇在巡逻车里坐一会儿，但他拒绝了：我现在怎么可能舒舒服服地坐着。他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带来了一份麦当劳，他吃不下去。记者们聚集在一起，在ABC7新闻频道眩目的灯光下，方绍宇向绑匪求情。“我只想要回我的孩子。现在的日子真的很艰难。如果你要去偷东西，那是另一回事，但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帮助他们安全地回到我和我妻子身边。求你了。”这么多年来，他视野狭隘、追逐金钱、精打细算，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让一家人团圆。他做过许多糟糕的决定——高中时游手好闲，从城市大学辍学——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次的糟糕。
当方绍宇留在犯罪现场时，亲戚们来到他的家中，和他的妻子一起祈祷。4个小时后，凌晨1点左右，巡逻的警察发现一辆本田奥德赛被遗弃在一条车道上，距离方绍宇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两个孩子都平安。警察迅速把他的妻子带到现场。她冲到车上，大一点的孩子倒在母亲的怀里，呜咽着。警察把这家人带到医院，在那里医生检查了孩子们；他们安然无恙。
与此同时，方绍宇继续协助警方进行调查。他们把他送到另一个城市的警察局，方在那里做了陈述。警方在黎明时开车送方绍宇回家。他拖着脚走进卧室，看着搂在一起安睡的妻子和孩子，感到一阵内疚。
接下来的周一，一笔1万美元的付款进入了方的DoorDash账户。他还错过了一个硅谷区号打来的电话，于是又打了回去。
“嗨，你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请问你是？"
是DoorDash的创始人徐迅。
徐迅告诉方绍宇，作为一名父亲，他很高兴孩子们被找到了，他想确认方收到了这笔款项。方听着，对徐迅年轻的嗓音感到惊讶。他感谢徐给他钱，但更重要的是，感谢他及时给所有司机们发了警讯。徐告诉他，如果有任何需要，请随时给他回电话。通话结束后，方绍宇将这位CEO的电话号码添加到了自己的联系人中。当方的弟弟听说这个电话后，他想知道他是否向徐要了一份正式工作。他没有。
DoorDash绑架案成了全国新闻。许多人抨击方绍宇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但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些人把这桩新闻作为工人在自由职业经济中溺水的典型例子。这种关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暴露了方绍宇多年来小心保守的秘密。他家的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方绍宇的妻子：“你之前知道他是司机吗？”
由他的记者朋友建立的GoFundMe为方绍宇筹集了超过15.5万美元的善款，方绍宇很清楚，这一慈善行为并不能解决其他零工工人的绝望。今年春天，一系列暴力冲突导致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DoorDash和Uber Eats的员工被杀。方绍宇决定把钱留起来供他的孩子上大学。
罗尔正在编程学校学习。布鲁克斯-马格努斯在俄克拉荷马市经营着自己的家居设计公司。桑托里在电子书订阅服务Scribd任技术项目经理。她和维万科表示，仍然愿意帮助方绍宇转换职业轨道。佩雷亚偶尔会在自己的零工经济博客上发表一篇辛辣的文章，他也在试图弄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就是工作的未来，”他说，“我们真的完蛋了。”
那么，一个39岁的父亲会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呢？方绍宇仍然想做自己的老板。他在今年春天完成了他母亲投资的房子的装修，他希望很快就能把它放到Airbnb上。他开始学习公证员和房地产执照。
但他也需要一些额外的现金。今年春天，乘客们又开始叫车，Lyft和优步也推出了临时激励措施，以吸引不情愿的司机回来。方决定接受优步的推广，以100美元的价格提供三次服务。他只做了三次，就开车回家了。他早上为Kango工作——“给孩子开车没问题”——偶尔晚上在DoorDash上工作。“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牵引力。比以前少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觉得他能控制住自己。“如果你对优步让你重回公司的猫鼠游戏有所了解，你会吃猫薄荷，但不会上瘾。”
今年春天，佩雷亚给他打了电话。佩雷亚说过，身体上的离开是很容易的。但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成功戒掉了心瘾，重新集中注意力，不再查看手机。
方绍宇明白他的意思。绑架案过后的那个下午，在与警察和记者交谈后，方绍宇躲到车库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那是下午3点多一点，通常是他开始准备送货的时间。周日晚上是外卖的高峰期。方绍宇瞥了一眼DoorDash应用。一朵标有“繁忙”的红色云彩在城市的网格上盘旋，Dash Now的红色按钮在招手。奖励是很高的——每次送货额外支付4美元奖金。这是熟悉的吸引力：马上就能到手的钱，你真的会拒绝？
此时他的奥德赛仍然被扣押作为证据，想要开车他必须借父母的车，这得先征得他母亲的同意。他想象着她沉默的反对。
方绍宇关闭了应用程序。熟悉的地图消失了。他上楼去与一家人聊天玩耍，假装一切都好，假装他不想再工作了。
纽约客最应该关注的油管频道